1月下旬的包头，白昼的气温依然在零下六七度，不过这座城市的新建部分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供暖设施，采用热水管道建立起来的集中供暖，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可比自己烧的土炕要保暖多了，也安全多了。而有了这些集中供暖系统，建立在包头的救灾总指挥部及地区机构，也保持了高效率的工作状态，要是在过去冬天可是不办公的。
在五原、九原建立起来的灾民营地，虽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已经可以让灾民暂时住进去了，到吴川返回包头的时候，这两个营地已经收容了上千名灾民了。
当然，这两处营地并不是救灾委员会兴建的全部营地。在这样的季节，西北没有那个地区能够修建一次性容纳数万人的灾民营地，而整个海原地震受灾的人群至少在几十万以上，需要迁移出灾区的灾民也在十几万左右。所以，救灾总指挥部只能不断的把迁移出来的灾民分散到各个地区去，包头并不是灾民的最后一站。
值得庆幸的是，在共和党的努力下，至少铁路已经修建到了包头、庆阳和宝鸡，因此当灾民被迁移到这三处城市之后，不管是向外迁移人口，还是向这些地区输送物资，都容易了许多。
于是到了1月下旬，海原地震的救灾事务终于进入了稳定期。这里说的稳定期，意思就是寻找活人的工作几乎停止下来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
毕竟在这样寒冷的季节，被埋葬在废墟下一个多月的人，几乎是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哪怕是侥幸脱困的灾民，如果没有被搜救队找到，在野外也很难活过几天，因为晚上的气温太低了。这样的天气也不适合去挖掘那些冻土下的遗体，只有等到天气回暖再来处理这些遗体了。
吴川见状也无意在包头继续逗留下去了，在临走之前他又同驻扎在包头的几位西北局的党委委员进行了交谈，就如何安置灾民和黄河流域的开发问题进行了交流。
和高崇民的沟通最令吴川满意，这位分管农业的西北局委员，显然是对当地河套的农业下了一番苦功的，对于河套的水利开发，他部分赞成了王同春的意见，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老在河套开渠上的成绩确实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我也认同河套灌区的水利设施应当统一管理。土地改革虽然能够让佃户拥有自己的土地，从而唤醒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一些农民的狭隘观念，使得他们把水渠当成了公家的东西，把分给自己的土地则视为了自家的财产，为了让自家的财产能够获得更多的增长，他们就不惜破坏水渠，从而引发了个人和集体，生产合作社同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同水利社之间的矛盾。
从整个灌区的管理角度来看，王老说的无疑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水渠才能开发出更多的良田，但是假如开垦水渠的人不能获利，而各个生产合作社又肆意破坏水渠的话，那么很快整个河套灌区就会萎缩下来了。所以，限制生产合作社的用水，给予投资水渠建设的人员以回报，才是适合当前河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的。
但王老说的，让渠主控制水利社的主张，我是不认同的。没有水，就没有河套的良田，若是让渠主控制了水利社，那么河套还能是我们的河套吗…”
吴川认同了高崇民的意见，他向对方说道：“就我这些日子对西北地区的一些情况的了解来看，本地区最大的问题，还是民间的封建思想过于浓厚了。
这里不同于关内的其他地区，关内的最大问题是地少人多，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但是西北地区的土地还是相当富裕的，只不过是水利开发不足。地主对于农民的压迫是有，但并没有超出临界点。
同治回乱，辛亥革命，西北地区损失了大量的人口，使得西北出现了许多小地主，这些小地主并没有完全的脱离生产，但日子总比那些佃户过的舒服一些。
这些小地主反感军阀混战，因为军阀要对他们派夫派粮；也对我们保持了疏远的态度，因为我们要推动土地改革消灭他们的土地私有权么。因此他们既希望我们能够维持西北的社会秩序，但又不想我们过多的改变西北的社会秩序。
而西北也不同于东北，东北人大多是华北移民过去的农民，家世最久的也不过三、四世，所以东北没有什么封建习俗。但是西北这边，最年轻的族群也是元朝时从中亚迁移来的回民，至于蒙汉两族更是此地的原住民了，各个族群都有着自己的传统，而族群之间也存在着对抗的历史。
汉人和蒙人对于本地回民的警惕，回民对于蒙、汉的紧张，在满清的故意放纵下，已经成为了本地区各族群的心结。而这种族群之间的对抗，对于各族上层来说是有好处的，他们不仅可以借此拉拢底层征兵征粮，还能确保各族底层民众不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对于西北的统治。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一味的推动土地改革，恐怕很容易被当地反动势力利用，从而引发民族之间的冲突。我们需要阶级斗争去改造西北的社会，但是我们也得审时度势，先对当地的环境进行一定的改造，然后再顺势推动社会的变革。
简单的说，就是先利用资本摧毁地方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然后再推动教育和工业建设，让无产阶级重建本地的社会秩序…”
高崇民对于吴川的话语深以为然，他同样以为吴川提出的建议是解决西北问题的关键。1921年的共和党自然要比1911年的革命党成熟太多了。如果说孙中山的国民党花了20几年还在兄弟义气和口头民主之间打转，到现在也没有弄出一套如何实现三民主义的道路来，那么共和党这十年来已经从婴儿期发展为了青少年期了。
从一开始，吴川就给共和党树立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到了1921年党内对于这面旗帜已经深信不疑，但是对于如何建立共产主义的道路，党内已经渐渐形成了两种理论。一条是先走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进入到社会主义，再进入到共产主义；另一条则是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然后再进入到共产主义。
而这两条道路，其实都有吴川的影子，前者的利用外资跳跃发展工业建设；后者则是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走内部积累的发展之路。
当然，在1921年这个时间段，不管走那一条道路，对于当时的中国都是行得通的，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都是更为先进的发展道路。
哪怕是李大钊等理论上更倾向于公有制社会的共和党左派，也承认当下在中国推动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当然他们不是把目光放在让人民吃饱饭这种低级目标上，而是在于资本主义对于封建社会传统的破坏能力上来考量的。
经过了这十年来对于东北社会的改造，吴川也不得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对于传统社会的改造是最为彻底及最为迅速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传统的破坏力度很难达到资本主义的程度。
吴川特意组织了一个小组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最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试图压迫和剥削他人，利己主义被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任何阻碍资本增长的关系和传统都会被无情的毁灭或改造成符合资本主义文化的新习俗。因此，资本对于社会的改造效率极高。
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依托于集体主义的统一意识，在土地改革掀起的集体主义高涨时，集体中的个人也许会表现的激进无比，但是一旦革命高潮退去，无产阶级从集体退回到个人意识时，个人的道德观念就盖过了集体的革命意识。
简单的说，就是无产阶级过于善良的天性，使得他们不能每时每刻的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每时每分的去改造社会的旧传统。于是在革命的高潮和低潮之间，就给了那些旧传统以喘息之机，令一些封建文化保留了下来，也就造成了革命的不彻底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川隐隐意识到，不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不是跳过资本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推动阶段，而是不能跳过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传统文化的破坏阶段。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让土地和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但是不能让封建文化自动消亡。传统的封建文化很容易依附于集体主义重生，变成新时代的红色军阀、红色学阀和红色世家。
虽然此时党内的多数同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不少同志已经意识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消灭地方上的宗族势力、宗教文化，其实更加的顺手。在资本带来的利益面前，前所谓的宗族和宗教很快就被撕裂成互相争斗的小集团，共和党只要稍稍加以引导就能消灭地方上反对自己的力量。
在吴川忙于西北救灾的时候，安徽也爆发了一场大案，安徽的悍匪老洋人、樊鸣凤、曹子青纠结了数千人进攻了六安县城，虽然最终被赶来救援的国民革命军击退，但是六安县城也被洗劫了半个。
这一大案令坐镇安徽的陈独秀在党内声望大跌，共和党自成立以来还没吃过这样的亏，中原局的一些党内高级干部认为，革命委员会进入安徽已经有一年时间，但是土改、整军和政治改革三项工作，安徽省都是进展缓慢的，归根结底就是陈独秀在政治上过于柔弱了。
正如吴川所担心的，共和党内干部不足的问题，在共和党势力快速扩张下开始显露了出来。在靠近铁路的地区，国民革命军固然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是在那些尚未完成土改，又缺乏基础设施的地区，依旧还是旧的乡绅和土匪做主，特别是在共和党掌握了山东、苏北、河南之后，这些地区的土匪不得不南下进入安徽、湖北等地了。
这一次土匪进攻六安县城，也是在国民革命军的挤压下，失去了安徽北部、河南南部的地盘，都集中到安徽中部来了。而共和党对于鸦片种植的打击，也令这些土匪失去了重要的财源，这才有了今次的土匪围攻六安大案。
当然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陈独秀对于安徽本地势力和北京政府的妥协，有意承认安徽本地势力推举的许世英担任省长，又预备承认北京政府对孙品骖安徽军区司令的任命。辛亥革命时，孙品骖担任了安徽民军的司令，倪嗣冲就任安徽督军后他卸任回家，而他所指挥的民军改编为了安徽陆军第二旅。
倪嗣冲下台之后，剩下的安武军和安徽陆军余部就希望孙品骖能够重新出山，而这也是安徽地方势力的愿望，北京政府自然是求之不得。
陈独秀在这里的问题就是，面对安徽乡党的劝说，他居然觉得和平建设应当放在第一位，因此让出了安徽的军政权力，试图以此换取安徽乡绅在土地改革上的让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在国民革命军主力撤回河南之后，安徽的乡绅们就开始阻扰各地的土地改革进程了。
而对于此次六安事件，地方乡绅也宣称是共和党推动的土地改革过于激进，导致了乡民冲动下冲击了六安县城，试图隐没土匪攻城的事实。
位于蚌埠市的安徽革命委员会总部，现在也是乱成了一团。共和党的报纸指六安事件是土匪攻城，但是南方各家报纸则都称是，安徽乡民不堪土地改革的粗暴政策而引发的乡民冲击县城事件，南方的地主及小知识分子都支持了后一种说法，对于主持安徽土地改革的陈独秀进行了极力的批评。
面对汹汹而来的社会舆论，还有中原局党委对于安徽省党支部的批评，陈独秀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处境，这个时候他带来安徽的几名学生，倒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坚韧。只是这些学生毕竟阅历不够，不能替陈独秀解决当前的问题。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身边最为信任的学生张国焘接到了王亚樵派人送来的一叠文件。张国焘看完了这些文件后沉默了许久，方才向来人问道：“这上面写的都是事实吗？有没有更加确切一些的证据？”
来人回道：“事实当然是事实，但是证据现在我们还没有。不过只要行动起来，我觉得证据一定会有。”
张国焘皱了皱眉头说道：“我知道王局长和孙品骖有矛盾，但是打倒了孙品骖之后，我们的麻烦就能解决吗？”
来人沉吟了数秒后说道：“只要能够证明这些土匪手里的武器是安徽陆军卖给他们的，我们就能指正孙品骖是攻击六安的幕后黑手，孙品骖一旦倒下，和其勾结的安徽一干乡绅就能顺藤摸瓜的一并入案。给陈主席制造麻烦的人没有了，那么麻烦也就不是麻烦了。不过，如果没有陈主席的首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张国焘注视了来人数秒之后，向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来人看着他谨慎的说道：“鄙人戴春风，小字雨农，浙江人。”
张国焘沉默良久后，便对着他说道：“你去告诉王局长，眼下时间紧迫，先让他动手。陈主席这边，我会去说服的。”
戴春风有些意外于张国焘的回答，就在他还在思考的时候，张国焘又对他说道：“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会出来承担责任的，请告诉王局长不必担心。”
戴春风有些惊讶于张国焘的大胆，但他终于答应了一声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