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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虽然对于中俄党员都做了批评，但是大家还是能够听得出来，吴川主要强调的还是俄国党员中不自觉的沙文主义。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俄国党员虽然对此表示接受，但两人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还是有着不同意见的。
捷尔任斯基认为应该按照党的中央会议的决议下发给各级党组织进行思想教育，斯维尔德洛夫则认为应当先行请示列宁同志，然后遵照列宁同志的意见和党的决议一起传达给各级组织。毕竟他们现在除了共和党内的党员外，还掌握着远东地区布尔什维克的各级组织。
在布尔什维克们帮助吴川建立共和党的同时，远东的各布尔什维克小组也在重整进化着。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关于国外的党组织》等决议，决定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而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一个党内的形式上的统一局面，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领导权力，于是党的名字也就变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在国内的组织形式还没出现质的变化，这依然是一个以各地宣传小组为核心的不够成熟的工人政党。但是远东的布尔什维克们却依托着哈尔滨为中心，并在共和党的物质力量的支持下，却已经迅速蜕变为了一只组织严密的工人政党。
不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远东支部同样面临的和吴川一样的麻烦，党内的民族矛盾，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处理。就像现在，对于共和党内的俄国党员颁发一份党中央的决议，并不会有人敢于站出来反对。但是那些在共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们是不可能服从共和党的决议的，如果只是对共和党内的俄国党员进行教育，那么只能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远东支部和中国共和党之间的裂痕。
所以斯维尔德洛夫认为，如果要对党内的俄国党员进行教育，那么至少应当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由列宁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给出一个决议，那么布尔什维克党员们至少在思想上就不会出现混乱了。
斯维尔德洛夫并没有在会上提出这个意见，而是在会后同吴川进行了交流，吴川并没有反对斯维尔德洛夫的主张。不过他同时也向斯维尔德洛夫表示，希望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能够慎重的考虑这个问题，这将关系到中俄两党在夺取了本国政权之后的相处关系。
斯维尔德洛夫虽然觉得吴川想的有些远，今日的沙皇政权依然还很强大，而在俄国国内最受民众欢迎的还是资产阶级主导的自由主义运动。就好比现在，随着斯托雷平的去世，沙皇在政治上的倒退行为激发了全俄各阶层的愤怒，国内的政治运动在沙皇军警的镇压下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愈演愈烈了起来。
俄国的资产阶级经过了1912年一整年的观察，发觉现在的沙皇政府除了鼓吹泛斯拉夫主义，煽动对外战争外，对于如何解决国内问题几乎提不出任何方案来。斯托雷平的改革方案因为触动了大贵族们的利益，几乎在其遇刺之后立即就被停止了。
现在的沙皇政府既然不能如斯托雷平那样为俄国的未来找一条出路，只是一味的强硬镇压那些反政府分子，自然就把俄国的社会各阶层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去。只是遗憾的是，俄国人心目中的领袖都是那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而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甚至连社会革命党的声誉也要比分裂后的社会民主工党（布）要更得到民众的关注。
在这样的局势下，就连列宁同志都认为，社会民主工党（布）光是恢复到1905年的力量，都需要一段极漫长的时间。社会民主工党（布）远东支部虽然发展迅速，但是远东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俄国国内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力量对比，因为俄国的工人阶级都集中于欧俄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远东支部现在也是类似于一个社会民主工党（布）的海外小组，为社会民主工党（布）提供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国内党员的培训、教育基地。中国共和党要是努力一把，也许十几年内就能掌握住全国的政权，但是社会民主工党（布）的目标却是在十几年内完全夺取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力，消灭取消派和孟什维克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力。
推翻沙皇政府建立一个由社会民主工党（布）领导的工人阶级政权，对于此时的社会民主工党（布）来说，还是太过久远的一个目标。不过斯维尔德洛夫还是认真的听取了吴川的意见，表示自己会一字不漏的向列宁同志转达。
当会议结束之后，宋云桐和朱和中也相继来到了吴川的办公室，他们一是来向吴川汇报工作，一是把吴川出国之前交给他们的财政和军事指挥权力交还给吴川。
宋云桐在财政上的工作并没有多少意外的，大多都按照着此前各委员会拟定的计划进行着，吴川也只是象征性的听了听，便表示道：“云桐同志在财政上面还是干的不错的，我此次回来觉得手中的事务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但权力却过多的集中在了我的手中，对于处于建设期的革命委员会来说是不利的。
因此我打算对党内的分工重新进行调整，首先就是财政上的事务，我希望云桐同志你能够继续接手，至于你所负责的宣传工作，我认为不如交给徐景魁同志负责，你个人有没有问题？”
对于宋云桐来说，这个选择并不坏，事实上对于党的宣传工作他始终抓不到吴川的重心，比如在批判孔教思想的问题上，他一度和自己的副手徐景魁发生了冲突，认为孔子思想并非一无是处，还是存在一些导人向善的道理的。
但是徐景魁则认为，孔教在中国流传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如果不直接一棍子打死，那些顽固派很快就会借助民众的疑惑心理为孔教、为旧剥削阶级翻案。而且今日的中国，人民的智识尚未开启，他们对于孔孟礼教的崇拜又是根深蒂固，如果共和党不旗帜鲜明的把孔教当成敌对目标打击，只会造成人民思想上的混乱，一旦人民失去了对于共和党权威的畏惧，那么各地士绅地主必然会借助孔教思想对共和党的人民专政发起反击，那么人民就要流更多的血泪。
关内孔教运动的兴起，公然要求北京国会把孔教定为国教的行动，证明了徐景魁的主张是正确的。宋云桐也清楚，他在宣传工作中栽了一个大跟头，如果继续主持宣传工作，其他同志恐怕一看到孔教的新闻，就会想起他的错误论断来了。
因此他只是稍稍沉默了数秒，就点头向吴川表示自己愿意服从工作调整。吴川于是接着又说道：“就目前的工作数量来看，在中央委员会之下，我们也应当成立几个地区委员会来减少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量和地方上的反应速度。
比如建立南方局负责长江以南及南洋地区的工作，建立华北局负责山东、河北等地工作，建立东北局负责辽宁地区的工作，建立中央局主持吉林、黑龙江、外蒙古等事务。中央委员会应该承担起全局的工作和更加重要的国防事业和对外关系的梳理上来。”
宋云桐和朱和中对此都表示了支持，他们同样觉得自从革命委员会的控制区域扩大之后，地方上的繁琐事务现在反而成为了中央委员会最为头疼的事务。这些事务就紧迫性和社会效益而言并不能同其他事务相比，但却又关系着中央和地方，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不理会是不行的，但是理会了就无法再去办理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事务。
在这方面，中俄党员显示出了迥然相反的态度，中国党员不太喜欢深入群众的宣传，他们更喜欢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而俄国党员，除了斯维尔德洛夫少数几人外，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接面对工人、士兵的宣传工作。
在吴川看来，俄国党员的这种喜好，这也许是宣传工作更能获得群众直接的反应，更让人获得成就感。但是对于中国党员来说，他们虽然渐渐开始接受劳动人民才应该是共和国的主宰，但是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中，中国党员认为劳动人民应当按照自己规划的革命道路前进，而不是由人民来推动革命的前进。
将中央委员会从繁重的底层事务性工作解脱出来，吴川的主张自然不会遭到中国党员的反对。虽然吴川也知道，这将会使党的上层渐渐远离群众，但是在当前却是提高行政效率最好的办法。不管他认不认可，共和党现在都是一个地区的执政党，党需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
宋云桐随即也向吴川问道：“之前您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到今后如何同北京政府相处，所以我还是想要请教主席。眼下江西李烈钧、江苏黄兴出走，浙江、云南宣布中立，黎元洪宣布服从北京政府，北洋统一南北的势态已成。等到袁世凯正式当选为正式大总统，恐怕袁氏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了。我们接下来应当如何应对？”
吴川不假思索的回道：“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最后只得出了一个结论。袁氏虽然用武力加政治手段统合了南北各省，但北洋依然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至今为止袁氏也没有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建国纲领来。虽然国民党做事乱七八糟，但至少还有个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张，颇能迷惑不少人。
但是袁世凯到目前为止，解决政敌的方式只有三种，暗杀、金钱收买和武力驱逐，完全没有向国人说明自己的政治理念是什么。这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即便是放在封建王朝中也是比较低级的，朱元璋至少还能打出一个驱逐胡虏的民族主义旗帜呢。
今日国民党之所以会失败，并不是失败于自己的纲领不够吸引人，而是他们自己选错了盟友。当他们出卖了各省的革命党人，向立宪派和北洋军政集团抛出媚眼时，他们就已经注定会失败了。
所以我们对付北京政府其实没必要大动干戈，只要做好四个字即可，文攻武卫。袁世凯能用金钱收买有些人，但收买不了所有人；他能够用暗杀震慑一些人，但震慑不了觉醒的民众。至于他所依仗的北洋武力，没有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混乱和虚弱的，我相信革命军并不会惧怕这样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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