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没有和红军作对，他很识相地老老实实翻译好了那副地图，这稍稍缓和了红军对他间谍身份的怀疑。那张不到半张桌子大的皖赣边地图被红军拿走以后，也没有再还给鲁道夫。
传教士很小心翼翼地又向红军提了几个问题，也询问了红军是否将在秋浦县长期驻守的事情，但红军对此均未做出任何回答。
随着天色渐明，鲁道夫却发现了一件令他感到十分讶然的事情——
许多红军军人开始在县城里睡觉，他们没有像清朝时的巡防营士兵那样住在营房里，也没有像辛亥年时路过皖南的一些民军那样征用民房，而是在街道上铺起一张又一张门板，然后在上面捆放稻草，直接枕着枪支露天睡觉。
红军严格的行军纪律震撼住了鲁道夫，他见过地球上最强大的德国陆军，和德皇陆军相比，眼前这支绿林游侠式的武装简直不值一提，可即便是德军在行军休整上的纪律，也绝不会做到这种地步。
德军的战斗力不仅仅是建立在严格的纪律上，完善的后勤保障机制也使这支军队没有必要采取红军的生存方式。但毫无疑问，就鲁道夫对中国的了解来说，像红军这样一支带有清教徒精神的军队，在中国的环境中绝对将拥有十足胜算。
他越是了解越是感到吃惊，红军为奖励他翻译的那副地图，还邀请鲁道夫一起到司令部吃饭。在那里鲁道夫确认了自己此前误以为是“红军士兵”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年轻将军。
但这位将军的饮食用度则和哪怕一名最普通的士兵，也毫无差别。
不仅将军本人如此，鲁道夫在司令部见到的每一名军官都是这样。他们的军装，饮食，还有其他一切待遇，都和普通士兵完全相同。
这是欧洲军队目前也见不到的一种景象。
完全清教徒式的生活作风，让鲁道夫觉得这伙游侠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几百年前的新教苦行者。
红军特地为鲁道夫准备了一碗鸡汤，使他成为了当天在司令部用餐的众人中，待遇毫无疑问最高的一人。受宠若惊的鲁道夫接着又记录下了不少有关于红军的细节，他发现红军司令部的军官虽然对德语不是很熟悉，但也并非完全一窍不通。
有戴着眼镜的参谋军官，很仔细地重新确认着鲁道夫的翻译成果，这是为了避免上“洋人”的当吗？但也证明红军中不乏一些对西方很有了解的人。
除此以外，红军战士令人惊异的热情也非常特殊。
鲁道夫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时间，在他的印象里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较底层的中国人对西方人往往怀有一种夹带了畏惧和憎恨的情绪。
但他在红军中完全没有见到这种情绪，实际上红军中无数出身贫苦的底层官兵都对外国人和外国的生活充满兴趣。
有一位看起来不会超过十八岁的少年士兵，还用一口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英语同鲁道夫讲：
“我知道你们德国的化学工业特别发达，而且你们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炼钢技术……对了，还有铁路，我听指导员讲过，你们国家的铁路调度管理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流。等到我们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我们一定要同你们德国人学习这些技术，我想不用太长时间吧，二十年或三十年，中国人一定可以赶上你们。”
这个看起来文化水平不高，两边脸颊尚带着质朴红晕的中国乡下农民兵，嘴里不仅在讲英文，而且还混杂了好几个相当专业的德语词汇。
他对世界上最前沿的工业技术说的头头是道，给鲁道夫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群中国人虽然并没有掌握一流的科学技术，但他们对“科学”这两个字本身却很了解。
红军好像有着一种同其他中国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他们没有畏惧西方，也没有把科学神化，而是用一种审慎又求实的态度在非常积极地了解科学。
即便是一名最普通的底层士兵，也能讲出不少令鲁道夫都觉得眼前一亮的话来。
沧江百折来，及此时东流。大江自九江而下，透迤东注，长江皖江段的江水流过县城之北，秋浦县以北就是东流县，而东流县顾名思义即为大江东流之处，已处皖江南岸，与安庆距离极近。
鄂赣联军后卫部队最近的驻防据点，就在东流县北岸。
所以红军没有在秋浦县停留太长时间，先头部队好像连侦察部队都没有放出，即借着东流县和秋浦县之间南门湖的掩护，在南门湖南岸一片浮草芦苇的帮助下快速离开了秋浦县。
原先驻守在教堂的红军也很快撤走，鲁道夫被放回他的家中，只是此前经他手翻译的那张地图红军始终没有归还给鲁道夫，但作为回报，红军还是留给了鲁道夫几枚银元，作为平买平卖的代价。
城里只剩下很少的红军部队，鲁道夫望着城门外一片红旗的渐渐远去，他的眉头也跟着渐渐舒展——这样的一支武装，肯定能够在中国的环境下赢得全部斗争的胜利。
鲁道夫又想起了什么，他回到教堂翻出一张油纸，把红军给他的几枚银元，还有之前那位“杨师长”送给他
的一枚红色五角星瓷章，都小心包裹了起来。
来自德国慕尼黑的天主教传教士有一种预感，也许要不了多少年，小小油纸包裹住的这些东西，就将成为见证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庄严、宏大史诗的物证。
南德人的内心深处带有一种随和洒脱的热情，比之北德的冷漠和严谨，这种性格特点让鲁道夫很快就升起了对于红军的好感。
他默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提笔写信，给自己在德国的许多朋友——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几名朋友——写下了自己对于中国红军和中国社会党的一些看法——
“……十月的阳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一切均不及那些整齐的口令声和军号声留给我的印象深刻……红军不是一支外国报纸上报道的那种游侠式的武装，他们纪律很严格，严格到让我认为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他们是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不太确信，但他们毫无疑问嫉恶如仇，并做了一些犹如罗伯斯庇尔一般的疯狂之事……人们对红军究竟该做出何等评价，或许这首先要看看您对罗伯斯庇尔以及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评价……
……我对红军抱有同情，并且我认为红军很有可能赢得中国这场内战的最后胜利……在那之后，古老的帝国或许将赢得新生，它对欧洲人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新态度？德国人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坚信这远比巴尔干的土耳其人重要得多……
……朋友，这也是我最后的忠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又一场马赫迪起义，而是和日本已发生过的事情更类似的情况……我对红军没有敌意，我也可以确保红军对外国人也没有敌意，他们很显然和义和团不一样，但这前提是欧洲人能够给予中国适当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