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意大利的马可尼用大功率和庞大的天线实现了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1904年，当英国人j.a.弗莱明发明了第一个真空二极管“弗莱明真空管”时，无线电传播信息的速度再度被大幅度提升。
到了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通过无线电通信，只要十几分钟时间，信息就能跨越各个大洲和大洋，把整个世界都联系到一起。
中国代表团在柏林每天都要利用无线电设备和北京联络，林时爽早中晚分别都会给书记局发去一封无线电报，通报柏林会议上发生的重要谈话以及中国代表团的主要表现。林淮唐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号办公楼内，也安装了一台专门接收柏林消息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他和蔡绮洪、刘师复两人一有时间就围坐在机器旁边，等待着林时爽的回电。
“美国人发明了用电子管工作的再生接受机以后，无线电收信机的灵敏度虽然提高了，但制造价格也实在太高昂了。”
蔡绮洪对中国的无线电发展事业比较关心，在书记局内，除了林淮唐居于统筹全部工作的最高地位以外，其他书记都有自己专门分管的领域，像林时爽主要分管外交工作、林述庆主要分管军队工作、刘师复主要分管工业工作，蔡绮洪最主要则是负责科教领域的工作。
电子管这个词汇在林淮唐的心目中地位也很重要：“无线电比有线电报的作用大得多，除了通信距离更大、通信速度更快以外，最重要的是它很灵活，可以随部队进行机动，这一点非常重要。红军下一阶段的军队建设，也要注意发展无线电，如果我们能保证每个营甚至每个连都有一台无线电设备的话，红军的灵活作战能力还会有很大提升。”
“可是电子管的价格太昂贵了。”
1883年爱迪生在研究白炽灯的寿命时，在灯泡的碳丝附近焊上一小块金属片。结果，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金属片虽然没有与灯丝接触，但如果在它们之间加上电压，灯丝就会产生一股电流，趋向附近的金属片。这股神秘的电流是从哪里来的？爱迪生也无法解释，但他不失时机地将这一发明注册了专利，并称之为“爱迪生效应”。
1904年英国物理学家和电气工程师弗莱明就利用爱迪生效应，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电子管，1907年，美国发明家德福雷斯特，在二极管的灯丝和板极之间巧妙地加了一个栅板，从而发明了第一只真空三极管，人类科技就此开始迈入电子工业时代的门槛。
但目前电子管还属于高尖科技领域，只有美国和英国等很少很数几个国家具有生产能力，且生产价格不菲，大部分专利又被通用电气、西屋公司和英国mov等少数企业垄断。
中国现在的无线电设备大部分也是从美国进口，一五计划里虽然有和法国合作建设真空三极管工厂的计划，但现在尚未开土动工。
刘师复说：“欧战期间，法国里昂的一家灯泡厂grammont生产了原筒型的三极管。法国同志在电子工业方面较英国、美国和德国发展较晚，但也因此吸取先发者的经验教训，并充分发挥了法兰西人的创意天分，设计极为精巧，里昂grammont工厂生产的法军通信队真空三极管，一向被称为是大战中公认最好的三极管，它所采用的管座设计，可轻易的分离开来，也是真空管的一大突破。”
蔡绮洪颔首：“中国在高精尖科技领域缺课太多，真的是急需要法国同志的种种帮助。”
林淮唐微微低首，法兰西公社目前在技术援助和专利转让方面，对待中国可以说是相当用心，也可以说是比较不计利害得失，很多对法国人而言关系国防民生的核心技术，也经常是中国一旦有所要求，他们便二话不说立刻派专家过来援助，或者干脆把整套设备都运过来。
法国在1919年革命期间，就在巴黎建立了人类第一家试验性电台“巴黎公社之声”，用于播送革命新闻，就此打开了人类广播历史的大门，法国人的无线电技术在世界上可能略微落后于美国和德国，但基本和英国持平，还是处于国际第一梯队的水平。
今年中国也有计划要开始建设自己的广播电台，但林淮唐担心的还是中国如此一味依赖法国的技术转让，那在外交层面上，中国也就不得不向法国公社做出更大让步。
“法国同志帮我们这么多，这次和会上中国如果不支持法国同志的主张，确实不太说得过去。”林淮唐苦笑，“但我们还是不能因此让出中国自己核心的外交利益来。”
林述庆还在西安处理海原大地震的善后工作，在一号办公楼内和林淮唐讨论和会决策问题的除了蔡绮洪、刘师复两人以外，还有三名新被选入书记局的候补书记庄文统、蓝天蔚和陈更新。
庄文统才从北美回国不久，他对国际外交工作比较了解：“时爽同志在和会上处理得很适宜，他继续照此方针执行就好。公社政府和中国在外交上是没有冲突可言的，至多是我们需要在科西嘉问题和乌拉尔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衡量和倾斜。”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林淮唐的手指沿着桌上地图欧亚分界线的位置用力一划，“中国在欧洲领土问题上已经支持了法兰西公社，那在俄国国境线上的问题上话语权就难免弱了几分。”
东北战争结束以后，陈更新就被调离前线，回到中央担任陆军部部长，东北的军事工作则转交蓝天蔚负责。所以蓝天蔚对苏俄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中国对苏军事援助工作的一把手是何贯中，但在背后统筹全局的还是蓝天蔚。
蓝天蔚说道：“长征红军、中亚红军和远东红军会师以后，苏俄红军可以在乌拉尔一线集结十二万到十四万的野战部队，规模是很不小，可是白卫军中即使不计算高尔察克的余部力量，白卫当局也能在乌拉尔一线集结超过三十万人的兵力。即便我们相信红军的战斗力要远超过白军，但能否保证红军在一比二的兵力劣势下，还有发起战略进攻的能力？从力量对比上来说，我认为红军现在确实没能力以乌拉尔山为新国境线。”
蓝天蔚又感慨一句：“其实俄国内战最好的干预时机，还是在1918年的八月危机那时候……”
林淮唐摇头：“那时候我们也没能力援助到欧俄地区啊！”
刘师复不无遗憾道：“书记长，时机已过，苏俄要重新恢复统一，说不定就要等上十几二十年。”
“我们已经做得足够多了。”蔡绮洪紧皱起眉头，“为了支援俄国革命和越南的独立战争，政府还从海原大地震以后本就很不富裕的财政预算抽出大量经费，用于军事援助。如果把这些送到俄国和越南去的人力、物力，都折算成货币，这笔钱已经挤占了我们原来一五计划超过百分之三十的资金了，长此以往还谈什么工业建设。”
“俄国内战长期化是对中国最不利的情况。”蓝天蔚也说，“主席，和平时远东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的屏障和藩篱，也能起到缓冲作用，可如果在乌拉尔地区维持长期冲突，那七河省、新疆省、科布多省、库伦省、黑龙江省、滨海省……这些和俄国接壤的省区，就都要疲于奔命，根本没法安下心来、集中力量搞工农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