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不是有人活得不耐烦了！”
事情过去整整两天以后，林淮唐怒不可遏喊出的这句话，还是在林时爽的耳边徘徊缠绕不止，他太了解林淮唐的为人和性格了，这句话一旦说出来那就绝不是闹着玩的，这件事也绝不会那么容易收场。
林时爽回到自己的家中以后，几乎整晚都没有合上过眼睛，他一直在思考着究竟是自己判断错了，还是林淮唐小题大做了？一种可怕的想法正拼命往林时爽的脑子里钻，可他竭尽全力还是抵挡住了那种不应该存在的念头。
说的夸张一些，林淮唐说的学刘师复辞职，几乎等同于是在拿闹分裂来威胁党了。这让林时爽想起苏俄的列宁，列宁不也是经常在他个人意见无法通过时，就动辄以辞职威胁人民委员会吗？林时爽甚至觉得苏俄革命之所以中道崩殂，一定程度上就和他们不重视团结有关。
在林时爽眼里，再没有什么能比党的团结更重要，像林淮唐这样拿辞职分裂相威胁，更是他完全无法容忍的事情。
国际主义、民族主义那还是小问题，官僚习气的指责，可就关系到党内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存问题了。国家好不容易走上快车道，这种时候就应该尽量做到无为而治，尽量减少政治上的反复折腾，林淮唐在这方面无疑是太急躁了，急躁是要出大问题的。
林时爽又想起二十年前他和林淮唐在日本留学时抵足而眠的日子，那时候两个人还常常半夜跑到留学生宿舍的屋顶，平躺在天台上，望着日本天空中的繁星无话不谈，那种时光将要一去不复返了吗？
“书记，您签错字了……应该是这一张……”林时爽的秘书张国焘帮他重新整理好文件，“您这两天工作状态不太对劲啊，是太疲劳了吗？北京今年的热浪是有点让人熬不住。”
平日里林时爽处理行政公务永远滴水不漏，他的精力虽然不如林淮唐一般夸张，但也远远超过普通人，作为共和国的二把手，林时爽同样需要面面俱到的能力。
所以他这两天一出现失误，放在秘书张国焘的眼里就非常明显。
显而易见，林书记是有事情了。
林时爽搁置下笔，张国焘则问道：“是前两天书记长跟您的那次谈话吗？”
张国焘是当年双十二运动里涌现出来的进步青年领袖之一，当时是北京学联的总干事，后来林淮唐部署撤离工作的时候，张国焘还选择了留在北京，参与秘密的地下党活动，他心思缜密又很有演讲鼓动和组织的才干，是由后来担任中华书局总编和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陈独秀推荐给林时爽，给林时爽做了好几年的秘书。
林时爽前两天送去给林淮唐解暑的那台电风扇，就是张国焘专门找人从上海华生厂带来北京的，他也有注意到书记长在罗则资病倒事件以后表现出来的不满，当即就问道：“我看那台电风扇还在二办，书记长没收？那肯定是对党内一部分人的官僚做派很不满意呀。”
张国焘又问：“您也别太把这事放在心上，如果硬要论党内哪个人最没有官僚作风，那除了书记长不就是您嘛！”
林时爽没有正面跟张国焘解释这些事情，他觉得林淮唐的那些话目前还属于党内的重要机密，出于组织纪律的考虑，也出于避免人心浮动的考虑，林时爽都感到他不适合跟别人讨论那天林淮唐的讲话，不过张国焘心细如发，很容易就能推测出是怎么一回事。
“我这几年来和部委领导人打交道多、和基层干部打交道少了些，恺荫，你经常在北京各部门、各单位走动，你觉得基层的官僚作风到底是个怎个么样的水平？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张国焘方面大耳，相貌堂堂，他认真深思时就体现出一种党新时代青年干部独有的魅力来。张国焘以他对林时爽的了解，缓缓道来最合适恰当的回答：
“书记，我在各个部门单位的直接感受是官僚主义问题当然存在，但如果要说有多么严重，我个人的感受是这讲得太重了，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还是很优秀或最低限度也是很合格的干部。”
张国焘说道：“我到一些单位拿材料的时候，是有遇到过那种推皮球的情况，可是究其原委，其实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某些干部个人品德不好或是怎样，而是部门架构不合理，叠床架屋的，你去办这件事，人家也不好拍板，人家也要再去其他部门讨文件、讨签字才行。这里面肯定也有一些官僚主义的问题，可根结不在人，根结还是在于各部门自身的架构不合理啊。”
林时爽听得频频点头，张国焘的话和他的想法几乎完全一致：“你说得很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单位体制上，看来要整顿官僚习气，主要的还是得靠精简、优化中央部委结构这一手。”
林时爽想了想，又开始一边写条子一边说：“我向来反对运动式的治理问题，那是治标不治本啊。”
张国焘把林时爽已经批好的文件都小心整理排序好，然后又说：“这三四年来，中国的钢产量翻了一倍有余，煤炭产量增长百分之八十多，发电量也又增长了将近一倍，原油和水泥产量的增长数据也是差不多，化肥和农药的产量增长则还要多得多，粮食和棉花产量也都再创新高，其他的消费品也不差，棉纱、棉布、毛线、呢绒、糖、烟、酒、手表、照相机……全都是蹭蹭的往上涨。”
张国焘记忆力特强，他翻过看过的统计年鉴就能把其中大部分数据一眼记牢，提到这一个个亮眼的经济增长数据时，林时爽的神色也好看了很多，毕竟刘师复赋闲以后，工业、经济方面的很多工作其实也是林时爽在搞了。
张国焘笑道：“这几年国家发展这么好，如果官僚主义真严重到了要人性命的地步，能把经济建设工作搞得这么好吗？那不现实吧！党的干部看来大多数人工作还是办得很认真，成果也是很丰硕。”
林时爽抬起头，长长松了一口气：“你说得对，我们经济发展的成果是铁板钉钉的好，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党的组织、纪律、作风真要出了大问题，怎么解释这样的成绩呢？没有道理。”
在和林时爽的这番讨论、谈话以后，张国焘其实已经隐隐约约察觉到了那天林淮唐和林时爽讲话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他肚子里不禁半悬起一颗心，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能有善终的人，都是少数，今天的中国会不会又要上演一番汉高祖诛异姓王、明太祖屠戮功臣的旧时故事？
“书记，那您看这种时候是不是该催林述庆书记和蓝副总司令快些回北京？”张国焘试探性的问道，“书记局里就林述庆、陈更新、蓝天蔚三个人管军事，军事是国家大事，林述庆和蓝天蔚短时间到承德一线搞视察搞调研，或者慰问基层官兵，那还好，可要是时间长了，我担心北京这里的国防工作会乱了套。”
目前红军最重要的几个负责人，主要就是林述庆、陈更新、蓝天蔚、方声洞这几人，姚雨平、李济深、秦汉唐在红军里地位也很高，但他们都是总参的人，都是那种全身心扑在军事理论方面的学究，比较少和一线部队、基层官兵产生关系。
再来像张云逸、何贯中、冯霖、冯玉祥、续桐溪、杨若钧、胡景翼、吴佩孚、叶挺、陈仪、杨宗周、严重……这些对日战争时的兵团司令和王牌军军长主要的工作范围也都在地方上，很难对全军或是对北京的红军部队有多大的影响力。
但林时爽和张国焘谈的只是中央部委一部分干部的官僚习气问题，张国焘突然间就把话题跳到林述庆和蓝天蔚的身上，跳到军队方面，未免是有些过于跳脱。
林时爽对此只是深深看了张国焘一眼，然后说：“颂亭和季豪到承德去那是有安排好的工作，工作还没办完，突然就又要请他们回北京，这有什么理由啊？成何体统，不要再提这种歪主意，到时候影响到人家的正常工作，要是颂亭哪天问罪过来，你叫我怎么回答。”
“还有一件事。”林时爽停下笔，他想起另外一桩十分重要的事情，便嘱咐张国焘：“你找几个人到青岛去，帮我了解一下了刘师复赋闲以后的近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