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本人对于和李谦谈一谈很感兴趣，其他人呢，大多也不反对。只不过有人提出说是不是先让中央的其他同志和李谦先接触一下，比如说，让洛甫同志代表中央去见见李谦。
但是博古对这个建议并不赞同，他说：
“首先，如果说出于安全考虑，要这样做的话，我觉得，这恰恰增加了安全上的隐患。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大大的增加了过程环节。你们还记得我们总结的，关于地下工作的一些教训吗？其中有一条就是行动环节过多会增加安全上的风险。另外，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干的事情，包括我每一天都在干的事情，哪一件不比去见李谦更危险？
另外，如果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比如我现在不在上海，那么派其他同志先去接触，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现在在上海，而且也不是抽不出时间。难道我们搞革命工作的，还要讲面子问题吗？”
总的来说，博古虽然有点天真，还不成熟，但还是一个很有勇气的革命者。在新闻宣传方面，博古其实很能干，只不过他被放在了一个并不合适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最后，与会的几位中央委员都赞同了在近期，安排和李谦见面做一次深入的长谈的安排。只是大家也都认为，这件事必须细致的准备一下，除了博古同志之外，还需要有其他的，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志共同参与。
在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大家决定，就由博古同志和洛甫同志一起负责做李谦的工作，希望能说服李谦，让他站到“反常抗日”的正确路线上来。
至于时间和地点，首先，博古同志提出，在上海最安全的地方，其实还真的就是李谦的那些研究机构，尤其是和药物有关的研究机构。那些地方，到现在还是有一大堆的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人守着呢。别说kmt的特务机构了，就是日本人都进不去，真要进行一番长谈，还有比那里更安全的地方吗？甚至于不要说上海，就是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对于人民党人来说，也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了。当然，中央苏区肯定更安全，但是去中央苏区的路上可不安全。
所以，大家也都觉得，就在李谦的研究所里见面最为方便。至于时间，既然地点都定在李谦的地头上了，所以时间干脆也只给一个大概的范围，具体的就让李谦自己定好了。这样也显得大度一点。总的来说，即使是在人民党的历史上评价很低领导人，大多数也比kmt的那些人高出不止一个华莱士。
至于预定的时间范围，在大家商量之后，决定定在此后的一个星期内。本来依着洛甫同志的想法，去和李校长长谈，要提前多做点准备的。因为：
“李校长在法国的时候，和我党的很多同志都很熟悉，据他们的说法，李校长的理论水平，包括在马列主义上的理论水平，其实相当高，我党的很多同志，在理论水平上是比不过他的。所以要说服他，我们就要认真研究他的一些言论，认真地准备，才能有效地说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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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洛甫同志的想法，大家也都是认可的。不过现在时局紧张，大家的工作都很忙，所以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个，是不太合适的。大家都觉得除了博古同志，洛甫同志的理论水平也是很高的，所以，中央决定了，说服李谦的事情就交给他们了。
洛甫是上海本地人，在美国和苏联都留学过，也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相比王明、夏曦这类人，洛甫这个人还是要强很多的。首先洛甫没有搞过什么乱杀人的肃反，虽然作为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洛甫做出过很多错误的决断，但是至少，他不是那种有太强的个人野心，不是那种将个人的权势和野心放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人。
在原本的历史上，洛甫在来到中央苏区之后不久就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负伤。因为苏区医疗条件有限，虽然他被抢救回来了，但是伤却一直没有真正好。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时候，洛甫的旧伤复发，只好被抬在担架上长征。整好那时候李德胜同志也病倒了，也被放在伤兵营里面，两个人没事的时候就对战局进行讨论，李德胜同志的预计总是准确地得到了验证。突破湘江之后，中央红军从八万人锐减到了三万人，但是博古和李德依旧要求按照原计划前往湖南和二、六军团会师。
洛浦虽然对军事不太懂，但也明白李德的计划不靠谱，便就此询问李德胜同志，李德胜同志则做出了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南下贵州的建议。这个建议经洛甫同志提出，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可以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后来红军抵达遵义，也是洛甫在遵义会议上提出，并支持了李德胜同志复出并重新主持军事工作。此后便是李德胜同志经典的四渡赤水了。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洛甫同志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是对革命立了大功的。
后来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洛甫同志又具体主持了对陕北肃反的调查，解救出一大批被诬陷的革命干部。所以当李介生告诉李谦，洛甫同志也要参加这次长谈的时候，李谦也是很愿意的。
距离会谈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李谦便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面，认真的研究这些年来他从各方面了解到的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数字，并且重新温习一下《资本论》。准备到时候，用最科学的方式，用这些东西，砸晕博古和洛甫，看看能不能扭转一下他们的思想。
李谦想：“就算不能完全从思想上将这两位同志的问题扭转过来，至少也要让他们对王明的路线的正确性产生一定的怀疑，这样将来，他们犯起错误来，说不定还能小一点，犯了错，回头的时候，说不定也能更及时一点呢。”
李谦躲在研究室里面长时间不出来也是常态，大家也都认为李谦是在做什么新的研究，偶尔爱因斯坦和诺特女士会来找他，李谦就把他们直接带进研究室里面讨论——反正他们也看不懂那些中文的玩意儿。
不过这两位虽然看不懂中文的玩意儿，但是李谦还是大意了，没有把德文的《资本论》收起来。这本书老实说，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诺特，他们都没看过，但是都听说过。
“李，你在研究这个？这好像是共产党的东西。”爱因斯坦说。
“社会民主党也看这个。”李谦回答道。
的确，这个时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毕竟他们是第二国际的嘛。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和德共，才互相视对方为最危险的敌人。毕竟纳粹是异教徒，可是德共（德国社民党）是异端。
“没想到李你还研究社会学。”爱因斯坦又说道。
“不，这不是社会学，这是政治经济学。”李谦说，“卡尔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家伙，他试图用类似公理化的方式来建构他的社会经济学。”
“你学这个干什么？”诺特女士皱起眉毛来说，在她看来，李谦这完全是不务正业。李谦毫无疑问是如今最有天赋的数学家，但是他涉猎的领域实在是太广了。他涉猎一点物理学也就罢了，毕竟，物理学也勉强可以算作是一种永恒，但是他居然去花费宝贵的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这种东西，怎么能和数学相比呢？这完全是在浪费天赋，浪费时间嘛。只是诺特女士内敛的性格使得她不便于直接出言反对，但是她皱起的眉头，毫无疑问地表现出了她的态度。
“我要用它来指导我的投资，并且他也是我的另一个数学研究的参考。”李谦解释道。
“怎样指导投资？”爱因斯坦问道，他知道李谦在股市里面是一把好手。
“哪个方向的数学研究？”诺特女士问道。
李谦看了一眼他们，然后道：“我该先回答哪个问题呢？”
爱因斯坦看了一眼诺特：“女士优先。”
诺特没有作声。
“那么好吧。”李谦说，“去年的时候，我曾经开玩笑一样的画出了一张叫做‘数学深渊’的图……”
“就是如果有人要跳下去自杀的话，等他在下落的过程中自然老死了，都落不到底的那个深渊吗？”爱因斯坦笑道，“我记得可见的最底下好像是股市预测。当时我看到股市预测居然这样难，立刻就觉得达到了安慰……”
“你有什么思路？”诺特问道。
“隐隐约约的有一点想法，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思路，我想要建立某种模糊处理的机制……”李谦回答道。
爱因斯坦坐在一边，看着李谦和诺特开始就他很关心的问题讨论了起来，然而，很多地方他都听不懂，于是他在心中忍不住高呼：“快说方法，说结论。快点！”
“目前就是这样，您看，这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还不能说有了思路。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太难了，也许我们的工具库中的东西还太少了。”李谦最后这样说道。
对此，诺特表示完全赞同，并且为李谦居然有勇气碰这样的东西而感到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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