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至少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的真理。”这个话在博古和洛甫听来，就很有些不好听了。
但是李谦的话，在理论上真的还没什么太多的问题。所以博古只能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实了它的正确性。”
“这话可不够准确。”李谦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严格来说，是证实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可行性和正确性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另外，苏联的实验的初始条件和中国也有很大区别，虽然我觉得科学社会主义可能是将中国从泥潭里拉出来的最后的希望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经验就可以照搬过来。二位都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自然知道沙皇俄国和中国的区别。你们说说沙皇俄国和中国各自是什么属性的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但是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博古和洛甫都知道，要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怕后面跟着的问题就过来了，而后面一环套着一环的问题恐怕会非常的不好对付。但是年轻人有一点很好，就是对自己总是充满了自信，往往喜欢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玩意儿，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普遍头铁，总觉得凭自己的本事，这点困难不算啥，不信？你看我越塔反杀给你看看。
所以虽然知道这个问题后面可能会有一大堆的新问题，但是在博古看来，自己不能采取转移话题之类的招数，不然就是示弱，就是认输。再说了，他们是来说服李谦的，如果采用各种技巧，就算在辩论中占了上风，那也达不到说服的作用。
所以，博古便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列宁同志说过，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沙皇俄国有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工业既要依靠沙皇政府的庇护以求得发展，又受到前资本主义关系层层密网的困扰。沙皇专制制度依靠贵族地主阶级和军队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具有明显的军事封建性。我觉得这一点和我们中国很相似。”
“和我们中国很相似？”李谦吃了一惊，赶紧问道，“难道中国也是帝国主义国家？”
你别说，在历史上还真的有人将“帝国主义”这个帽子扣到中国头上过。一战结束之后，协约国组织了一个“十四国联军”支持远东的俄国白军，苏俄便将这十四个国家称之为“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而当时还是北洋政府的中国，也忝列其中，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一。
博古对于这个掌故是很清楚的，他当然知道，苏俄曾经将中国也列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但是他却很难按照当初苏俄的口径，说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因为按照列宁同志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对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就中国，连一点边都沾不上。毕竟，这会儿的中国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不是后来的中特帝。
正因为苏联曾经金口御批了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列宁同志又有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这五大特征，中国一个都沾不上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苏联的达瓦里希们自己说话不严谨，弄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玩意儿。
这个问题，如果让一个斯大林达瓦里希来回答，会非常简单，那就是按列宁同志的标准，中国还需要好好努力才能叫帝国主义。什么？“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宣传部里面总是有处理不完的傻瓜呀。但是，这个事情，斯大林同志可以这样说，但博古同志可没办法这样说。所以他一时间沉默了下来。
见博古一时间没有回答。李谦便主动道：“我读过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那里，列宁给帝国主义总结了五条特征，这五条特征分别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高度发展，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也已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我记的应该没错吧？”
这怎么可能有错呢？博古和洛甫当然表示：“就是这样，没错！”
李谦便继续道：“显然，中国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没有高度发展，垄断组织都不纯在，就更不要说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了，所以这第一条肯定是不符合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中国也没这个东西，在外国银行的压力下，本土的那些银行规模小，力量弱，和这个标准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这一条也不符合。资本输出——我们基本上没有资本输出，只有资本输入，所以这一条也对不上；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也已形成——我们就是被瓜分的对象，所以这个也对不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我们没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以，按照列宁的标准，沙皇俄国肯定是帝国主义，虽然它是最薄弱的环节；但是中国，绝对不是帝国主义。你们看，我的看法正确不？”
这还能不对？这全是以列宁的标准来进行的判断。如果说这个结论不对，那就是在说列宁同志的理论不对；说列宁同志的理论不对，那就是在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同志，请跟我们去内务部委员会喝一杯格瓦斯。
所以无论是博古还是洛甫都只能承认，李谦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中国的性质是什么呢？”李谦说，“我认为，中国的性质可以这样归纳：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所谓半封建是相对于完全的封建社会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仍是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实际上社会已逐渐近代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在不断发展扩大。半殖民地则是相对于完全殖民地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中国是有自己政府的独立国家，但实际上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都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当年军阀混战时期，各个军阀背后，都有相应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如今，虽然在形式上，kmt政权勉强完成了统一，但是他们其实依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
李谦的这个论断，尤其是他对kmt政权的判断，非常对博古和洛甫的胃口。洛甫便赶紧接口道：“李校长说得对，这也就是我们主张反常抗日的原因。常凯申的kmt政府，就是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所以我们认为，不反常，就无法真正的抗日。而李校长却提出，要团结包括kmt政府在内的所有力量一起抗日，我觉得，这和李校长您对常凯申的kmt政府的判断是有矛盾的。”
李谦听了，看了洛甫一眼道：“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是不是铁板一块，是不是没有相互之间的斗争？”
“当然不是。”博古回答道，“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存在世界大战了。帝国主义本身就意味着战争，只不过他们之间虽然有矛盾，甚至可能是最高形式的矛盾——战争，但是在压迫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上面，他们却是一致的。”
“很好。”李谦点了点头，又问道，“常凯申政府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那么他们是哪一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的代言人呢？”
洛甫想了想回答道：“他是众多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总代言人，其中也包括日本。”
李谦听了，笑了笑道：“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一大区别，就是我们是从经济基础去解释上层建筑，而不是从上层建筑本身去解释上层建筑。
就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的那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所以我们要了解kmt政府的性质，同样只有从它的经济基础出发。否则就是乌托邦共产主义者的空谈。我这里有一些我这些年来收集到的关于经济方面的东西，你们可以看一看。这是kmt政府的支出状况，这是这些年来，通过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转交给kt政府其他的税收情况，实在是太乱，别说全国范围内的，就是上海范围内的，我这里的数据也很散乱，不过应该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了。尤其是和这里——这是美国在去年这个财政年度，提交给美国国会审议通过的政府预算案——对比一下，你们应该就能发现不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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