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克之的位置比王九光好坐，这倒不是因为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因为在此前的事件中，那些和王九光唱对台戏的，也都在这次事件中倒了霉，王九光也就是承担了一个“领导责任”，下台走人，啥事没有，后续的继任者还是华克之。而王九光的那些对头呢？杀头的杀头，进监狱的进监狱，开除的开除。剩下的几只小猫小狗，也都知道，不是强龙不过江。你看这次事情，党务调查科完全就站在了王九光他们那边——以后该怎么做还不明白吗？
所以如今剩下的一些“老人”也都老实了，也不敢想着什么权势的事情了。而且那些“老人”中的领导，基本上都因为这件事情的牵连，让出了自己的位置，这正好又可以安排自己人进去，所以到了如今，虽然王九光不再是办公室主任了，但是他们对这个部门的控制力反而更强了。
借着这个有利条件，李谦入股的大达轮船公司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张公子如今也正在筹集资金，准备扩大船队的规模。而在武汉刚刚开始试生产的合成氨工厂更是在航运上得到了各种便利。
1935年元宵刚过两天。在武汉的永利合成氨工厂正式开始运行，这家工厂主要成品是硫酸铵和硝酸铵以及尿素这些氮肥。具备年产五万吨各种氮肥的能力，是当时整个远东最大的氮肥厂。
这些化肥的第一批用户也是李谦的老朋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的一批乡村建设派的人物。要说梁漱溟他们的乡村建设实验也进行了好几年了，总的来说，有成功也有失败。在有限的几个地区，梁漱溟他们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说在上次和李谦他们合作对付血吸虫的地区，梁漱溟他们的成效就不错。他们除了努力地控制住了一两个村庄的血吸虫病之外，还在这几个村子里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验，效果都相当不错。
只是这几个村子的情况却没法复制到其他村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其他村子的土地都在地主的手上。
梁漱溟他们一开始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那几个村子，因为疫病流行，农业生产严重破坏，导致这里的土地价格非常低廉——而且就算是这样的低价，人家还要担心卖不出去呢。所以梁漱溟他们当时直接掏钱把那几个村子的土地都买了下来，从而解决了“乡村建设”当中实际上最为困难的问题——土地集中的问题。
如今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村庄的土地归村庄这个集体所有，虽然还要交农业税，而且因为白银价格的上涨，农业税事实上还提高了不少，但是因为没了地主，所以相比其他的村庄，这些地方的农民的日子倒是明显要更好一些，但是“乡村建设实验”的成就也仅限于此了。在“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以及事实上更重的农业税的影响下，他们如今在经济上也只能说是勉强还能维持而已，至于说进一步通过赎买附近地主的土地，来实现实验区域的逐步扩大，那是想都不要想了。
其实这个还可以勉强维持，还有一个因素是梁漱溟这些村庄的管理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这可以帮助这些村庄摆脱很多其他的麻烦。比如说收农业税的就不敢自己胡编滥造几个名目来多收钱。但是在大多数的农村，农民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如今听说有了国产化肥，而且相比进口化肥，在价格上还要更便宜一些，梁漱溟他们立刻就找上门来，希望能优先购入一些化肥了。
依着范旭东的习惯，这些化肥都应该使用红三角商标。但是李谦却提出可以给化肥另取一个名字，叫做“金坷垃”。
“我说你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科学家，怎么就想出了这么土得掉渣的名字？”对于李谦的这个要求，范旭东是颇有点无点语的。
“就是要土得掉渣才好呀。”李谦回答道，“化肥这东西，本来就是往土里面洒的呀，本来就是掉在土里的渣呀。这名字有啥不好的，而且我告诉你，我还能给它配上一段广告，再配上一首歌呢。”
“啥广告，啥歌，给我说说看。”范旭东赶紧问道。
对于李谦在编故事，还有创作歌曲上的水平，范旭东还是非常相信的。毕竟李谦的那几首歌，虽然政府方面出于“睦邻友好”，在明面上把李谦他们拍的电影，还有那里面的几首歌给禁了，（只是在租界里没人管这个禁令）但是这几首歌在中国依旧是广为传唱。很多学音乐的也都认为，李校长虽然是搞自然科学的，但是“出其余力，尤远胜我侪，是真有生而知之者也”。所以当李谦这样说之后，范旭东还是非常的期待的。
“嗯，这里有三个角色，我分演三个角色，你听着……”
然而等李谦开口一唱之后，范旭东便坚定了一定要使用“红三角”商标的信念。
“李校长，这个……您这首歌实在是……实在是……”范旭东道，“实在是让我欣赏不来，这也太……太……总之，也许它很好，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的欣赏水平大概跟我也差不多，估计也是欣赏不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这个广告歌曲，嗯，李校长，也许它就像是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是了不起的领先了时代五十年的艺术开创，但是我觉得，还是等五十年后再用它好了。”
“什么‘不起的领先了时代五十年的艺术开创’？这完全就是魔音贯耳！还什么‘能吸收两米以下氮磷钾’，这胡扯也该有个限度不是？”相比范旭东的委婉，黄婉贞就要直截了当得多了，“范先生，你别管阿谦的胡说八道，阿谦这个人很多时候就喜欢仗着自己聪明就瞎胡闹着玩儿的——都这么大的人了，好多地方还跟个小孩子一样！”
既然连李谦夫人都坚决地表示了反对，“金坷垃”提前出世的计划当然也就泡了汤。所以武汉永利化肥厂的产品还是用的红三角的商标。
一开始，永利化肥厂的产品的销路相当不错，但是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来自国外的化肥也开始迅速地降价。本来因为白银价格的上涨，外国化肥在国内的价格本来就下降了不少，这个时候他们又是一波降价，这显然是不怀好意的。而且这样的变动的确也对永利化肥厂的生产销售产生了影响。到了三月底四月初，也就是水稻插秧的时候，按照一般来说，这时候正是要使用基肥的时候，按道理这也是正要用化肥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时候的化肥施用量应该是全年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销售量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面对这个变化，永利化肥厂的几个股东便聚在一起开会商量。
“按照我们的计算，他们这样做，基本上就不赚钱了呀。”范旭东道。
“只要打垮了我们，他们以后愿意怎么涨价，就怎么涨价。”李谦回答说，
利用自己本钱大，通过突然的大降价，甚至是亏本大降价来打击新入行的竞争者，这是商界常用的手段之一。毕竟只要打垮了竞争者，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随便提价了。
按照有些人的想法，自由市场万能。如果某个东西价格太高，利润太高，就会有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市场，然后就能增加产量，平抑价格。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这个市场上的竞争者的力量都差不多。而自由市场也许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但是自由市场的竞争几乎是必然会出现垄断的，而垄断性的力量一出现，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比如说后世，趁着全世界瘟疫横行，原料价格上涨，某产量占全世界钢产量一半以上的大国，呼啦一下，把出口钢铁的价格提升了百分之两百多。直接让睡王的大基建计划的成本大增，然后呢，有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进入这个市场，来赶紧扩大产能呢？呵呵，还真没有。因为这个产能不是一眨眼功夫就能建立起来的，等你花几年时间，把产量建立起来，在这几年里，人家已经赚了不少了，然后人家再来个大降价，直接把价格降到成本线上。到时候你几乎就只有破产这一条路可走了。所以自由市场这东西，很多时候，就是个信仰。
这种利用垄断优势来打击后来者的招数，在商战中也是最难以对付的阳谋之一。所以虽然明知道人家打的是什么主意，但是要解决问题却非常的难。
“李校长，你说的是这个道理。”范旭东稍微一想，就能明白李谦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是我们该怎么办？要不我们也降低一点价格，如今那些外国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手上也未必有多少活钱来和我们对着消耗。”
历史上范旭东确实是靠着这样的手段撑了过去，但是李谦却并不打算采取这样的做法。
“我们在价格上和外国人竞争虽然不是不行，但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我们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提供不了的服务，靠服务取胜。”
“李校长，您指的是？”
“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指导。”李谦回答道，“那些外国企业，他们手中当然也有能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种田的人，但是他们的技术人员不会说中国话，也不会来中国指导中国的农民。甚至于我们还可以和乡村建设的人合作一下，多搞几个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