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另一边，在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也正在进行讨论。
“我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华人董事的身份？这里是租界，是我们的地盘，不是中国人的地盘！”英国董事阿罗德爵士将身子靠在高背椅子上，盯着考尔问道。
“啊，尊敬的爵士。”考尔瞟了一眼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的日本人，然后道，“公共租界是英国租界和美国租界的联合，不是日本人的租界，我们为什么要允许日本人担任董事？毛利先生，您不要激动，我并没有任何对日本不敬的意思，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日本董事，是因为日本在租界有大片的聚居区，就在虹口一带，而且他们开设了大量的工厂企业，对于租界的经济的繁荣非常重要。如果在最高的执行层，我们不能和他们他们充分的交换意见，就可能会产生很多的不必要的误判，导致租界经济整体上的损失。
爵士，日本在虹口有聚居区，有大量的工厂和店铺。那么华人呢？整个的租界到处都是华人，到处都是华人的店铺，大量的工厂也是华人的。而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的商品的买主也是华人。所以，任何支持我们和日本分享一个董事位置的理由，都同样适用于华人。”
说到这里考尔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说道：“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相信我们大家都还记得。风波虽然已经趋于平息，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却是实实在在的。我这里并不是要指责我们的日本朋友，本来资方和劳工发生矛盾，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甚至于开枪了，死了人，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因为这本来也是常见的事情。在我国，还有人用装甲车和重型机关枪对付罢工的工人呢，所以，这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样的一件小事，为什么最后会酿成如此大的风波，最后让我们大家都蒙受了这样大的损失呢？”
说完这话，考尔停了下来，等待其他人的反应。
“考尔董事，您的意思是说，这是我们的责任了？”阿罗德爵士显然有点不高兴。
“当然不是，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能做到的一切了。”考尔说，“但是显然，我们的处理结果并不理想。无论是在我国，或者在英国或是日本，这种小事，本来就不应该会导致这样大的风波。为什么在这里，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有人在后面支持了那些示威者。”考尔说，“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真正闹大了，是在什么时候？“
大家都不作声。
于是考尔便继续道：“从巡捕房抓捕了中国的那些大学生开始，到巡捕房对中国的大学生开枪，事情就失去控制，并迅速扩大。现在我们回头看，出现这种现象，也是非常正常的。如果在英国，警察部门开枪镇压，闹事的工人，那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了警察部门一次性地逮捕了几十个牛津或者是剑桥大学的学生，然后又在其他学生前往示威的时候，开枪打死了十多个牛剑学生，那这件事情就不是小事情了。弄得不好，内阁都会垮台的。
当然，在美国也是一样，如果有警察一口气打死了十多个耶鲁的学生，甚至都不需要考虑，那些学生是不是有违法行为了。它所引起的风波，都不是能轻易平定的，涉及到这个事情的人都会因此倒霉的。
当然，我相信，无论是我们美国的警察，还是英国的警察，都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为什么？因为法律条文上虽然说“一切的人生而平等”，但我们知道，谁信这个谁傻瓜。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工厂里面的那些工人，都算不得什么。但是顶尖大学的大学生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未来的工厂主，大企业家，国家领导人。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大企业的继承人，随意地处置他们，就是在动摇国家的根基。
在中国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的巡捕向着大学生开枪的时候。就是在对着中国的统治层开枪。如果他们都得不到保障，那么在华商们看来，自己也一样得不到保障。所以，在这之后，大批的华商开始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当然，我们下令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决策层的诸位，包括我在内，虽然住在中国，但是却基本接触不到多少中国人，所以我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这并不是我们的错，但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真正了解华人的社会的人在我们当中。
诸位，华商的力量和工人是不一样的。单单只是工人们闹腾，并不可怕。工人们坚持不了多久的。毕竟他们一天不上工，就一天没饭吃。但是有了华商就不一样了，他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力，来玩一场伤人伤己，看谁最后受不了了的游戏。甚至于他们还能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击他们的竞争者。而一旦他们愿意妥协了，罢工几乎立刻就无以为继了。“说到这里，考尔又故意停了一下，并且抬头看了看那个姓毛利的日本人，但是那个日本人依旧一言不发。
考尔所说的打击竞争者，指的就是日本人。日本在上海的投资，主要是纺织业，而中国民族资本的主要工业也是纺织业。从这一点上来说，华商和日本人的矛盾是最大的。
“他多半和英国人事先沟通过。“考尔这样想道。
考尔不知道，其实日本人已经有了相应的对策，那就是劳动力外包。
在五卅之后，日本人开始和一些黑道势力相勾结，由那些黑道势力注册所谓的“劳务公司”，控制工人，然后再将工人通过劳务合同出租给日本工厂使用。而那些黑道控制下的工人，则彻底的沦为“公共奴隶”。这就是后来夏衍在他的报告文学中描述的“包身工”。利用这种方式，日本企业节省了各种成本，避免了工人运动的危险，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
这类劳动力外包的方式，在后世也相当流行，这样，出了什么事情，就都不是企业的事情了。最有想象力的还是某个东欧国家，更是花样翻新地玩出了被国内的某些人夸赞不已的，富有创业精神的人间奇迹：平均不到二十个人，就有一家私人的小企业。当然这些小企业都是干啥的，对不起，不告诉你。
这些小企业中的大多数，都是劳务公司。公司自有一个雇员，那就是他自己。因为需要员工的大企业根本不对普通人招工，它们只和劳务公司打交道。于是，要找一个工作，你就要先自己弄个劳务公司，然后以劳务外包的方式和真正雇佣劳动力的企业签订用工合同。
依据合同，你的公司，排出员工（也是你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去为某企业提供劳务服务。他只给你一笔雇佣费用，至于什么法律规定的加班补贴呀，相关保险呀，你都只能找你所属的公司，嗯，也就是从老板到员工全都是你的那家公司解决。这样一下子，劳务成本就下降了一大截……所以，人类的创造力真是不可限量，什么外星人都不比不上。因为我虽然不知道外星文明是什么样的，但我知道人类。
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考尔在看了看沉默的日本人之后，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然后继续道：
“在以前，华商非常驯服，很好管。但是今后肯定不就会这样了。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有力量给我们制造麻烦。任何人，或者任何团体，只要意识到了自己也拥有力量，就不可能再不使用这种力量了。如果我们一直将这种力量排除在我们的体制之外，那它就会一直和我们捣乱。诸位，华商的利益，在很多方面和租界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天然的和我们是可以和谐的共存的。我们不能将这种力量驱逐到我们的敌人——那些共产主义者那边去。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他们一点点的权利，让他们有个念想，从而分化他们，控制他们。为此，一个董事的位置难道不应该拿出来吗？“
“那么为什么要让李成为这个董事呢？就我们的了解，李这个人本身就是个爱捣乱的家伙，而且他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阿罗德爵士问道，“这个人还和南方有很多联系——他回国的第一站就去了南方。为什么要选他？”
“正因为他太有影响力，所以才需要选他。”考尔回答道，“诸位，你们想一想，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他却在我们的圈子之外，并且反对我们，你们觉得我们能怎么办？我们还能拍几个巡捕去把他抓起来，丢进监狱里面去？甚至是向他开枪？”
大家都不做声，因为大家都知道，真要这样做，不说中国人会有什么反应，就是他们的国内都会有大麻烦。
考尔见大家都不作声了，便道：“既然李留在外面，会成为我们的大麻烦，那么把他拉进来，我觉得倒是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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