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
李国华是一九七四年出生的，一家四口人。老汉儿名叫李坤平，妈叫张玉芳，还有个小他两岁的妹妹。那个年代一个家庭生有儿子是个值得骄傲的事，所以李国华妹妹是不是超生的，是李国华后来听妈老汉说的才晓得。70年代计划经济正在实行中，所以家庭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难，一切都要靠指标，买布、买油、买粮食、买肉全都要靠票。那时候，李国华的妈老汉儿两个主要劳动力，所挣到的工分，分到的口粮，一家人勉强能吃饱。但现在李国华每次和朋友们一起喝茶时，总要把当年的事情给大家吹一吹，说当年小时候的时候从来没有吃饱过，说的最多的就是穿着二爸当兵时拿回家，已经洗得发白的绿军衣，棉布裤子，印花布衣服，一双老妈手工做的布鞋是标配，一个印花布缝的书包，里面装着一支铅笔，两根软的圆珠笔芯，到大队的保管室去上学。
那时候的老师总是威严的，语文和数学都是一个老师教，大队里的老师和乡里的老师不同，乡里的老师是吃国家粮的，大队里的老师是村里请的，叫代课老师，收入不能和乡里老师比，尽管如此，每天上午八点，只要保管室的柱头上吊着的那块废了的铁锄头一敲，还没有到教室的同学都要先在教室外头挨个儿站起，老师总是那两句话：“你屋里头的锅是铁打的吗？是石头做的吗？别个都来的早，就你屋头怪的很，天天来的晚”，一阵吼完，“还不快点滚进去，今天没跟我把课文背到，我才跟你两个说”。态度好点，看老师发完火，悄悄咪咪的进教室，把语文书拿出来卖力的读起来，态度不好的，那就要小心了，老师手上有根姆指粗细，半米长的小金竹做的竹棍，有意的在你书包掸两下，大声说：“龟儿子，铁脑壳，说了好多回，就是听不进去，还不滚进去读书”，根据回忆，那竹棍有多种用途，可以用来指黑板教读生字，可以用来打人，在上课时有同学没专心的时候，老师用那个竹棍在教案桌上猛的一抽，同学立马就精神了。
那时候小学学的东西比较简单，就是语文和数学，语文主要是写字造句，读课文。字写到本本上的方格子里，只要字写得端正，至于笔画顺序，那都是按老师教的来写，所以到了现在，李国华有些字还不能按笔顺写字，他说老师就是恁个教的。字写端正了，老师给你打个80多分就蛮高兴了，数学对李国华来说是最简单的，李坤平用竹子给他做了100根小竹棍，所以数字的加减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学习对你国华来说不算事，每天考虑的事情就是上学时路边哪块地的胡豆熟了，放学后趁农业保管员不在，加之个子比较小，穿到胡豆苗里，只要没有大动作，一般不会被人发现，就躺在胡豆地里，把胡豆荚剥开，用一根约20公分长事先准备好放在书包里的竹签签，穿上满满的嫩胡豆，回到家附近找个没人的地方，搂地上的干草用火柴点燃，把胡豆串一烤，等烤到胡豆开口的时候，外焦里嫩，吃起来那叫个香。
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如果有机会和老汉儿李坤平一起去赶集，可以在街上看到很多乡里没有的新奇玩意儿，每个乡场都会在逢集这天放电影，李国华个子小，电影院里的座位只能是有票的大人坐的，小娃娃就在过道随便找个地方蹲下又不影响其他人，所以电影院门口守门人就不会专门去拦他这样的小孩子，只是大人在赶集的时候会告诉他看完电影了就在集市的当头等着大人，一道回家就可以了，到了年末，老妈妈在有废旧布料的情况下，会给自家的孩子扎一双千层底布鞋，运气不好只有等到冬天来了，老汉儿会想办法给他买一双解放牌的半胶鞋，那新半胶鞋穿起来暖和安逸，有时候上学雨大路滑，为了保护胶鞋，干脆直接把鞋脱下来提在手上，等到了学校再找个地方把脚洗了把鞋穿起。这一切都必须在赶集时才能办成。所以李国华对赶集是情有独钟的，假如是遇到老汉儿手里有钱，给买个几分钱一个的油炸馍馍那就算很幸福的了。
虽然那时候吃的东西不多，但李国华脑袋瓜转得快，尤其到了冬天时，集体社员准备开挖红薯，李国华有一套偷红薯的方法，就是提前观察地垄，看哪条地垄的开裂开的大？那条地垄里的红薯肯定大，随便用一根硬签签几下把地垄刨开，取出红薯。鬼的是他把红薯取完，还要把土填回去，再撒泡尿在刨过的土上，说是土干了就看不出来有人掏过。搞到红薯以后他不会把红薯带回家，会把红薯带回家的附近，用母亲陪嫁的暖水壶木塞上面的小铝盖子洗干净了，里面装些水，用三十小石头做个小火灶，搂点干柴用洋火点燃来煮搞到的红薯，等到红薯耙活了，那煮红薯的水甜惨了。
一般情况李国华都会把搞到的东西分给些妹妹吃，并告诫妹妹，不能把事情说出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次妹妹不小心跟妈老汉说了，结果这崽儿遭了一顿饱打，动手的是老汉儿，妈在旁边助威，说我们在穷，再饿也不能去偷，后来据他说，当天晚上他听妈老汉儿在摆龙门阵的时候老汉儿在说：“龟儿子脑瓜子灵光，将来不得饿肚子”。
在大队读了三年的书，一天早上李国华洗完脸，喝了一碗米汤，手里拿起一块煮熟了的红薯，正准备倒保管室去上学，她妈就问他：“华娃子想不想到乡里面学校去读书吗？”李国华一愣，“妈，你逗我好耍哟，真的迈？！”张玉芳认真的回答：“真的”。